例如，关于财富的追求，在娱乐互联网中，也出现了所谓的网红经济，那种通过吸引其他人注意力的网红经济，参与这类经济的网红明星，已经不仅仅是娱乐界，其他各界，诸如体育明星、政治家，甚至还有真人秀，等等，不管什么方式，只要是能够吸引眼球，增加点击率的，都可以干，造谣惑众，晒隐私，搞八卦什么的，都能获得很大的经济收益。

但是，草案在兼顾这两个目的上也有不足之处，有加以进一步改进、完善的较大空间其二，《监察法（草案）》授权监察机关采取的某些较严重涉及被监察人人身权、财产权的调查措施，如查封、扣押、冻结、搜查、通缉、限制出境等，但没有规定作出这些决定的主体和程序：这些决定是由监察机关调查人员作出，还是由监察机关某一主管负责人作出，或者是应由监察机关全体负责人集体决定作出？如果是特别重大的查封、扣押、冻结、搜查决定，是否应经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如果监察法立法不明确决定主体和程序，就可能发生滥用这些措施，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风险。

什么是合理时间？是晚上11点以前，凌晨7点以后，或者是晚上12点以前，凌晨5点以后？什么是合理时长？是一次讯问不得超过4小时，还是不得超过8小时？又如，第29条规定监察机关决定采取技术调查措施，应履行严格的批准手续。留置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特殊情况延长不得超过3个月。其二，监察机关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必须严格遵循程序，其内部问题线索处理、调查、审理等各部门之间须建立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见草案第36条）。审视目前公布的《监察法（草案）》的整个条文，应该说，这两个目的都得到了立法者的重视，在草案中都有比较好的体现。二是规范反腐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履行监察职责和行使监察权力的行为，防止其滥用职权，为保障人权、保护被监察人员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保障。

笔者认为，国家监察法立法应力争实现两大目的：一是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反腐败体制、机制，为加大反腐败力度，提高反腐败效率和质量提供法律支撑。严禁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被调查人。例如审判过程的公开和公正、对抗性辩论、让律师发挥专业监督作用、让判决罗列法律推理的论证环节和反对意见等等。

季卫东：如果司法确实公开，程序确实公正，双方在法律的武装上对等，在公开场合进行较量、说理、举出证据，实际上使得法律人之间的暗盘交易变得很困难。在这里很吊诡的是，法官机械地适用法律会与社会现实脱节，但给他灵机应变的余地，可能又导致裁量权变大，甚至出现滥用自由心证的流弊。我们的法律共识是什么？ 季卫东：法律的主要功能是协调所有人的行为，因此必须采用所有人都能接受、认同的尺度，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本身具有普遍性才起到协调作用。法律既要有弹性，但又不至于被滥用，是可以做到的。

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法治的内在本质就是维护权力和限制权力的两重性，它体现了权力通过受限制而获得权威的悖论。除了承认舆论监督之外， 应该找到更好的制度手段 新京报：朗西斯·福山说现代政治体制发展过程中有三个元素非常关键，第一个是国家（行政）权力，第二个是法治，第三个是民主问责。

新京报：转变应该说在法律意识层面已完成了。这些都表明围绕审判的舆论的确能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就提倡司法群众路线，主要指司法工作要依靠群众，但也表现出群众的意见高于法律的偏向。双方当事人都找律师，只要这种竞争是技术性的、按照明确的规则在公开场合进行，某些弊端就会逐渐减少乃至趋于消失。

即使律师是为了个人利益，也不至于变得太坏，律师共同体和民众评价等对律师的信誉度、人文精神和职业道德的要求不断提出来。季卫东：是的，现在有关当局往往习惯于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摆平一个事件，注重的只是具体的招数，但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意愿，没有明确的理念，没有制度整体上的合理安排。从相互的本质直观、人类道德、社会正义等视角来观察现象，不断思索和讨论法学理论上的一些基本问题，并发展出一种以沟通、相互理解以及重叠性共识为基础的新的程序民主主义的制度安排。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制度条件，或者即便有相关的制度也存在着功能障碍，那就别无选择，只能依赖舆论的力量。

如果处理每一个案件都实际上启动某种准立法程序，大家都七嘴八舌从各个角度来讨论一番，法律势必变成碎片化的，并且随着情绪的波动而波动。但现在，程序公正被轻视，透明度也不是很高，律师的作用也受到限制，法律解释的学识不是很发达。

法于法者,民也，这是基本观点，因而对民众必须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从现代法治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这些问题其实并非无解。

进入 季卫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舆论 法律 。官僚机构的运作需要法律规则。两者之间具有本质的不同。新京报：然而，舆论可能会引起更高职能部门关注和重视，基层也通常以维稳的方式应对，包括给予超出当事人权益损失范畴外的物质补偿，以稳定民意。如果所有的人，包括权力本身也要按法律规则行事，不能胡作非为，这时权力就是受到限制。现代法治国家的原理，是以一元化的法律体系来支撑多元化的权力结构，使得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通过统一的法律规则而运转自如、协调相洽。

在此基础上，司法不仅要独立于其它机关的干预，也要独立于舆论——舆论所掌握的信息不是完整的，常常受情绪左右，如果根据舆论做司法判断很危险。如果社会信誉下降，便不再被购买，这一切都构成压力。

由于基层失控，权力行使就会变得很难，或者握有权力的人也不愿作为，这样的状态一旦发展到某个临界点就会爆发出各种问题。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但现在更强调法律是一种社会契约。

新京报：许多当事人将希望寄予舆论的关注。从现代法治的理念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司法制度改革的取向上，我认为不妨提倡一种新型的司法群众路线，即在审判工作专业化的基础上，把司法各种具体程序的启动按钮从职能部门手里转交到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的手里，通过公民个人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积极动机来对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和制裁，使法律规范落到实处。

也就是说，只要存在程序公正和公开的法律推理，律师的不正行为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而竭力维护客户权利的职业伦理反倒会成为律师业人文主义精神的驱动装置。我们现在谈的舆论或民意是一种民主问责吗？ 季卫东：舆论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当然具有民主问责的含义。然而，只要存在一个开放性的法律服务市场，律师对客户的忠诚与对法律秩序的忠诚就会通过竞争机制达到平衡。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碰到每个具体案件都来立法，那么法律体系就会缺乏连贯性、统一性，就审判标准不断进行讨价还价的状态显然是不经济的、缺乏效率的，也不一定能实现公正。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或者团体都没有特权，这样的状况是公正的，是可以正当化。我在八十年代初批判维辛斯基的文章中曾经提出过类似问题，尽管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清晰认识。

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使审判活动的监督和问责更有成效，而且制度成本并不高。中国有一种修辞逻辑，即正因为有司法腐败，所以不能让司法独立，这是似是而非的。

拆东墙补西墙、临时抱佛脚的结果是基层治理出现失控的问题，甚至在酝酿法律秩序的危机。其中最大的影响是，既然舆论可影响法律的适用，其实舆论本身也就变成了审判者和法律，社会最终就会滑向无法的状态。

为了避免法律内容理解上的分歧，还强调由专职官吏负责解释，而禁止民间讼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行为。例如我们知道的一些热点案件，如果没有舆论的压力，检察院或者其他联合工作组可能就不会进入调查，更高层的监督机关也不会采取行动。通过一系列叙事和诠释，季卫东确立了新程序主义的建构法学立场，把中国社会特有的多层多样性、关系网络性、局部与整体的同构性、互动性都嵌入改革机制的理解和顶层设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片面强调律师的作用，是不是真正能够实现正义的理想目标，这的确是个问题。

只有这样法律规范才能真正有效力，才能获得大多数的自觉遵循。第二是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既可使法律条文的使用按照严格的论证规则进行，同时也有了根据具体情节进行斟酌调整的弹性空间。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推行法治可以推动稳健的、有序的中国政治改革，是国家体制转型软着陆的关键。现代法治的制度设计显示了另外一种路径，即鼓励受到侵害的个人利用诉讼制度动员法律来维护权益，因为他们最有动机维护法律规范、也最愿意承担法律制度运行的成本。

即使从马克思理论来看，尽管重视阶级分析，历史唯物论的分析框架导致对生活条件和经济基础的强调，会把我们的注意力聚焦到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和各种意志的合力机制，进而聚焦到社会的共同性问题。如果说这是要揭露某种制度中被隐蔽的阴暗面，那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要作为制度设计的基本模式，就会存在问题，也是不明智的。